我聽過各種有關「你想要留下什麼傳世」的答案,對於多數有孩子的人來說,這通常是開啟及結束死亡對話的問題。但我特別喜歡那些遠遠超過顯而易見的答案的回應。
當我在我舉辦的晚宴上問這個傳世問題時,我在珊蒂沉思的眼中看到輕微但又尖銳疼痛的火花。我等著看她是否願意分享那段奈及利亞的經歷。我親耳聽過這個故事,但這不是你可以起鬨要別人分享的那一種。她坐著,留心傾聽著餐桌成員一個一個的分享。在場的許多人都是父母,他們談到「透過下一代讓自己繼續活下去」。珊蒂沒有為人父母,儘管她是孩子摯愛的阿姨、也是許多人心愛的導師。她也曾在非常靠近死亡的那一刻,思考著要留下什麼傳世的問題。輪到她發言時,正如我希望的,她講述了那個故事。
珊蒂.喬菲是位導演,當她第四次走訪奈及利亞,為其獲獎紀錄片《甜原油》(Sweet Crude)進行最後一次採訪時,遭到奈及利亞軍隊囚禁。「逮捕我們的小男孩和我們一樣害怕,」她說。他們將拍攝影片的工作人員押進一輛廂型車,帶往一個祕密地點。在車上,珊蒂和工作人員詢問是否可以用他們的iPod播放音樂。這樣做是有策略性的:他們想要將電池耗盡,這樣綁架者就無法搜尋裡面的檔案資料。
那是在最後關頭之際,從珊蒂清楚的頭腦迸出的諸多機智舉動之一。當時這群人被當地軍隊成員拘留在一個軍事基地、接著被槍指著帶回飯店、然後被轉送到一些不太官方的地堡,改由較不官方的犯罪分子俘虜。這是不祥之兆,他們被賣給某個軍事團體,被釋放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了。珊蒂團隊中一位名叫喬爾的奈及利亞社區領袖,嚴肅地證實了珊蒂開始害怕的事:如果沒有某種奇蹟,他們很可能會被暗殺;不過,這件事會等到他們被用來勒索贖金和被迫發表假故事之後才會進行。
幸運的是,我們大多數人不需要如此直視死刑。站在陡峭的死亡懸崖邊,讓珊蒂立刻清醒過來。她突然意識到,她的死將會被歸咎於他們在那裡擁護和捍衛的反抗運動。
在一個有訊號的神奇時刻,珊蒂的團隊在手機被沒收前發出的幾則簡訊被傳送出去。一則救命簡訊送達了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的助手手中,另外一則簡訊傳到了工作人員克利夫那裡。發給克利夫的簡訊只有簡單一個字:「天安門。」他知道那代表什麼,立刻開始摧毀任何不必要的鏡頭、所有的地圖以及聯絡人清單。他把盡可能多的資料存到4個記憶卡裡,然後黏貼在飯店浴室的馬桶後面。這正是拍攝天安門廣場暴動的著名照片的攝影師當時的作法,也因為這樣,才讓西方國家看到了中國在那個重要日子發生了什麼事。
身處地堡的珊蒂不知道簡訊已經發出,她的思緒一直回到她在該國工作時結交的反叛分子和自由鬥士。這個如迷宮般的網路涉及了與奈及利亞官方進行血戰。官方勢力背後有雪佛龍(Chevron)和其他跨國石油公司支持,這些公司幾十年來一直在榨取當地的石油資源,摧毀了農民和漁民所居家園的土地和水域。珊蒂感覺她的北方白人特權加重了內疚之感,她的社會正義野心就像喉嚨裡的信天翁。她過去多年的所有努力都會因這個頭條新聞而消失殆盡嗎?珊蒂因冰冷的恐懼而無法思考,她們的囚禁和死亡將會導致社區中的農民和漁民被無情地屠殺,而這些人過去是像家人一樣接納她、並勇敢地分享他們的故事!預見自己的死亡會如骨牌般引發他人的死亡,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很少有人會處於這樣的困境中,雖然珊蒂小時候在布魯克林聖派翠克教堂與修女們有長時間的相處,但她不相信仁慈的上帝會等著迎接她、也不知道自己死去時會發生什麼事。但她確實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