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記者現在所在的地點就是熊本的益城町……」在每一個災情慘重的地方，我們都會抓緊時間趕快連線，但幾乎每次的連線，都會被手機的地震警報發出的巨響給打斷，因為在地震發生隔天，熊本還是餘震不斷，讓我們得在搖晃中採訪、連線。就這樣，我們一整天穿梭在重災區跟避難中心，請民宿主人開車帶我們造訪所有災情嚴重的地方，公司要求我們一小時要傳回一次連線，我們幾乎是連線完就得趕往下個採訪地點，沒有任何的時間，更沒有心情休息。到了傍晚，我發現喉嚨已經有點發不出聲音，原來我們從抵達熊本開始，就沒有進食過，由於便利商店都沒有營業，所以也沒有水，路邊的自動販賣機只剩下氣泡飲料，別無選擇之下只好靠著喝可樂來補充水分。到了深夜，手機傳來家人的訊息，要我小心，原來他們看到我站在阿蘇山區因為地震坍方的斷崖連線，嚇得心臟差點跳出來，那是一條山路，馬路因為地震硬生生被拆成兩半，我的攝影想辦法爬上

馬路的對面，用遠景的方式呈現出整個道路崩塌的樣子，我就站在殘破的馬路上連線，再往前一步就是斷崖，連線前還碰上了餘震，但是當時我手上握著手機，查著日本官方給出的最新訊息，準備連線內容，心中一點害怕或危險的感覺都沒有，但是這樣的畫面看在家人朋友眼中，讓他們擔心不已，我現在再看一次，也著實感到怵目驚心。

在災區採訪第三天，災區的一切慢慢有了秩序，有些地方的電力慢慢修復了，走進避難中心，雖然空氣中瀰漫著不安，卻還是對日本人的有條不紊感到相當佩服，自衛隊在外面準備餐點，居民耐心排隊，沒有爭先恐後的情況出現。避難中心內，有各大電信公司提供的充電場所，有傳言版提供災民之間的訊息聯絡，醫護人員進駐，物資也相當齊全，災民看似受到妥善照料，只是熊本餘震不斷，有許多居民不敢待在室內，選擇睡在車子裡面，有些人則開始出現機艙症候群的症狀。所幸，整天下來接受我們採訪的人，都很平靜地看待眼前的狀態，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個避難中心，採訪了一個正在排隊領取物資的大叔，他一聽到我們是台灣來的媒體，便低頭跟我說：「請你們一定要跟台灣的觀眾說謝謝，謝謝你們在三一一大地震的時候捐了這麼多錢給日本。」

在這次的採訪，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人性正面的地方，除了在這種非常時刻還記得跟台灣說謝謝的災民以外，所有我接觸到的熊本人，面對這場災難，沒有大哭大鬧、沒有貪婪搶奪，那樣平靜的氣氛，讓我至今都相當難忘。當然還得感謝四天下來跟我相依為命的攝影搭檔，採訪的前三天，我們真的一口食物都沒有吃下肚，但是他不曾開口抱怨，住宿的地方整整四天都停水，我們在第三天終於買到礦泉水的時候，他還把他的份分給我，給我卸妝洗頭洗臉（是的，在災區採訪的四天內我到了第三天才有水電梳洗），更要謝謝熊本，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也希望把最大的祝福，獻給熊本。

新加坡──見證台灣年輕人的堅毅

我大學畢業那年，碰上雷曼兄弟倒閉的金融風暴，畢業近乎是等於失業，政府祭出22k 方案補助，希望能促進企業聘雇剛出社會的新鮮人，沒想到許多企業一毛都不肯多加，讓很多大學畢業生剛出社會領到的薪水就是不多不少的兩萬兩千元，當時跟我同一屆畢業的朋友們，幸運一點的可以找到起薪兩萬八的工作，但是絕大多數的人，月薪都在兩萬五上下。

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澳門的賭場開始來台灣徵才，號稱月收入可以是台灣的三到四倍，新加坡也到台灣誠徵各路好手，雖然大多數的職缺也是集中在服務業，但是也有部分科技、醫護、文創產業的職缺。

在我小時候，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給我的印象是威權統治盛行，老師用新加坡「隨地吐口香糖就會被鞭刑」的故事對我們諄諄教誨。但是隨著新加坡的發展，近年來新加坡的國際形象已經轉變成高品質、說雙語、經濟發展有前景的地方。二○一三年，麵包師父吳寶春決定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念EMBA 的事情吵得沸沸揚揚，也不難看出新加坡已經把「人才」視為最大資源，不僅企業廣為接納國際人才，更透過教育向下扎根，想吸引一流人才到新加坡發展。

漸漸地，網路上類似「我二十五歲，在新加坡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文章也越來越多，但即使這樣，小學時老師們半開玩笑、半憂心地對我們說：「不好好念書，以後就只能出國賺錢當台勞。」這些話仍言猶在耳，似乎也成了梗在我心中的一根刺，對新加坡的徵才廣告總是充滿疑問，心中也曾經偷偷覺得，雖然很多人號稱到新加坡擔任服務業，薪水可以拿到台灣的三倍，但是新加坡物價高、再加上房租，這撈金夢真的這麼容易達成嗎？

而國際新聞記者這個身分，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藉由工作，帶著我走出世界，用自己的雙眼去見證，並且解開我心中的疑惑。

二○一六年十月，我們收到一個面膜品牌的採訪邀約，一個年紀跟我相仿的台灣女生艾兒莎（Elsa），放棄了自己22K 的薪水，隻身一人到新加坡闖蕩，就這樣眼界被打開之後，在東南亞找到了商機，開啟電商之路，在網路上販售用中藥材萃取的面膜，因為身處國際人才匯集的新加坡，投資者對於任何新奇的點子都抱持開放態度，也讓她迅速集資創立了人才招募公司。

艾兒莎的故事，聽起來非常傳奇，也的確在網路上吸引了數十萬粉絲，有許多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被她的故事激勵，決定不要被困在台灣，要勇敢走出去為自己尋找更美好的未來。

如果把這些艾兒莎告訴我的故事，原封不動地報導出去，的確，應該會吸引不少觀眾的眼球，但是作為一個心中對於「赴星打工」抱有存疑的記者，我實在不想就這樣變成幫新加坡的就業市場拉走更多台灣人才的推手。於是我想要跟在新加坡做服務業的台灣年輕人聊聊，還想走入他們住的地方，親眼看看他們真實的生活。

艾兒莎介紹了她的朋友曼文（Amanda）給我認識，當時歲的曼文本來在台灣從事服務業，薪水只有兩萬四，後來到新加坡的精品店上班，薪水翻漲了三倍。這聽在台灣觀眾的眼裡可能很多，問題是新加坡以高物價聞名，這薪資在當地根本就不算高，走進曼文的家，她跟朋友分租了公寓裡的一間雅房，小小的房間裡擺了兩張單人床後連桌椅都擺不下，衛浴還要跟所有室友共用，即使這樣分攤下來房租還要大約一萬五台幣，外食、娛樂享受所費不貲，所以曼文剛到新加坡的時候幾乎三餐都自己煮，要很節省一個月才能存下兩萬台幣的存款。也就是說，如果不小心失手購物、或是娛樂行程變多、甚至是回趟台灣，變成月光族的可能性也不小。

當時的我住在家裡，每個月扣掉吃喝玩樂之後，要存下兩萬塊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難，所以看到曼文的房間那麼小，甚至一點私人空間都沒有，我不禁質疑：「這樣不辛苦嗎？真的值得嗎？」曼文想都沒想就說：「辛苦啊！」正當我想接下去問：「那為什麼要跑來這裡吃苦？留在台灣生活品質可能還好一些。」的時候，她用堅定的表情看著我：「可是，這都是成長的一部分。」當時的我有點愣住了，我受到家庭保護，不需要負擔房租，躲在自己的舒適圈，用自己的眼光質疑這批受夠台灣低薪環境的年輕人，對於這樣的自己深切反省。在新加坡採訪的時候，跟許多投資者跟企業家聊天，所有人都對台灣人才讚不絕口，英文能力強、適應力佳、工作起來又很拚命，讓我不禁疑惑，既然這些人這麼好，為什麼台北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跟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台灣人聊過之後，也才慢慢理解到，他們要的或許不是這一時的薪水，更多人求的是經驗，或是跳往東南亞其他國家發展的機會。用「台勞」的框架圈住他們，真的有點不公平。

我們這代的台灣人，從小就被五六年級生定型為草莓族，一壓就爛、吃不了苦，可是這群人，卻拿出了自己最堅強的韌性，在新加坡過著我眼中的「苦日子」，一切都是希望能在這個國際化的社會，找到更美好開闊的未來。

透過採訪的過程，我的確被說服了，也對於「新加坡的台勞」徹底改觀，但是在製作新聞的時候，我依然不想要大力宣傳在新加坡上班的好處，因為我相信，台灣人，只要夠優秀，在哪裡都會有機會。所以我把曼文的故事寫進稿子，但是也把新加坡的租金、物價製作成表格，提供客觀數據平衡報導，這一切值不值得，全都交給觀眾來評斷。

很多人在批評新聞媒體的時候，都會說記者不應該有立場，但是身為新聞從業人員，我認為，只寫事實的，那叫訊息，帶著觀點跟分析的，才是有深度的新聞報導。這次在新加坡的旅程，雖然只佔有我新聞生涯的短短四天，但是卻讓我深深感受到台灣年輕人的堅毅、競爭力，更重要的是，我學到雖然新聞一直容許有立場，但是在有自己的立場、觀點的狀況下，敞開心胸去傾聽受訪者的聲音，把最真實的情況呈現給觀眾，才是記者最應該做的工作。

誰說台灣沒有國際新聞？我們正是分分秒秒在見證歷史，勇於站在世界最前線的一群人。

十個地方，十種風情，十則見證歷史的故事。
帶著引以為傲的記者身分走訪世界，
站在攝影機前，我的生活超精彩。

記者可說是一份吃力不討好、投資報酬率極低的工作，
但如果再問我一次會不會選擇這個職業，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永遠記得最初心中「想站在新聞現場」的渴望。

本篇文章、圖片皆由高寶書版提供，全文摘自《身為國際新聞記者：鏡頭下的故事與文化，那些城市教我的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