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孟浩一直以來都擔任教職。1971年至1976年間，他在一所中學任教，後來在1977年進入香港理工大學，又教了三年書。在大學任教期間，他曾教導過王家衛；「我記得他喜歡理論，喜歡與同學和朋友討論許多事。」每每提到這位後來成為香港最著名電影導演的人，郭孟浩總是這麼形容。

郭孟浩是一位很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而他也了解到一位好老師的力量。香港新水墨運動的先驅呂壽琨至今仍深具影響力，而師承呂壽琨的郭孟浩，在老師於70年代中期逝世後，便開始聆聽呂壽琨的課程錄音帶，將近十年從不間斷。

但讓郭孟浩深感失望的是，香港的評論家與策展人仍將他的藝術棄如敝屣。「我被看不起。我覺得很痛苦……怎麼說呢？」他停下來思考，尋找適合的詞彙，「對了，就是虐待。」於是在1980年，他決定繼續前進，他說：「香港是一個小池塘。沒有足夠的空間讓我探索。」

他贏得了赴美旅行的資金。「他們將我與其他14位藝術家和建築師送到美國一起旅行。探索過美國的東、南、西、北，造訪過各大城市後，我最終來到了紐約市。」他愛上了這座城市，「從小池塘來到大池塘，宛如游進藝術之海！」

資助計畫來到尾聲，郭孟浩卻不想離開美國，於是他向紐約藝術學生聯盟（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提出申請，並取得四年的學生簽證，但四年的簽證有效期過後，他便以非法居留的方式待在美國，並在蘇活區的一家中式餐館擔任清潔工。他每天只靠微薄的幾美元過活，但他說：「這跟錢無關，重點在於這是我人生中的一個機會，能待在紐約市這個世界藝術之都。」

在這裡有許多成功的範例，例如Jean-Michel Basquiat從默默無聞的塗鴉藝術家，搖身一變成為由高古軒藝廊（Gagosian）代理的著名畫家，更曾與剛出道的瑪丹娜（Madonna）約會。Keith Haring的名氣也逐漸高張，他靠著在地鐵站用粉筆勾勒人和狗的塗鴉，吸引了一群擁護者，只是這仍無法阻止警察對他的多次追捕。另外，這裡也有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東亞藝術家社群，裡頭的成員都以紐約為家，包括艾未未、美籍華人畫家黃馬鼎（Martin Wong）、台灣表演藝術家謝德慶，以及拍攝許多Haring作品的香港攝影師曾廣智，郭孟浩與他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說：「我經歷了塗鴉藝術和地下文化的黃金時代。」

郭孟浩在紐約發展了視覺語言來定義他至今的藝術。他將呂壽琨老師的話銘記在心，因此他從未停止嘗試水墨創作，他表示：「水墨文化就跟稻米文化一樣，與亞洲的關係密不可分。但在紐約，他開始在他的抽象水墨畫上加上符號，就像是塗鴉藝術家的標貼。「大的畫法像Jackson Pollock、Willem De Kooning和中國書法。然後，墨水和筆觸融合為塗鴉，全部都混在一起。」

到目前為止，郭孟浩的畫作中最常見的標誌就是一張卡通風格的青蛙臉，一雙大三角形的眼睛落在一個微笑的嘴上。郭孟浩一生都相當迷戀青蛙。年幼時，他曾爬上一塊被稱為「大青蛙石」的岩石，觀看在跑馬地舉行的賽馬。後來到了青少年時期，他在認識女孩子時稱呼自己為「青蛙王子」，其典故來自格林童話，故事內容提及一隻青蛙若能獲得一個親吻，就會變成一位英俊的王子。不過對於待在紐約的他來說，青蛙象徵的意義更深；他就像兩棲青蛙一樣，可以在水陸之間移動，他發現自己也是在香港和紐約的文化之間流動。

到80年代後期，這隻青蛙開始大放異彩。1989年，郭孟浩展開他的「Froggy Sunglasses可穿戴藝術」計畫，利用油漆、長釘和其他裝飾來點綴太陽眼鏡，將眼鏡變成宛如青蛙的球莖狀眼睛，然後邀請民眾戴上後擺出姿勢拍照。David Bowie、藝術家Nam June Paik和Carolee Schneemann也都曾戴上眼鏡拍攝。

郭孟浩開始固定戴上墨鏡，然後穿上一件大外套、黑白條紋的厚襪子、特大的項鍊、手套、閃閃發光的戒指，以及繪滿青蛙圖樣的高帽子。這套衣服完全蓋過了他，在巨大的反光鏡面和帽子下，幾乎看不到他的臉，而每一寸肌膚都埋在衣物或珠寶下。這些年來，青蛙不再只是紙上的一個符號，而是內化為郭孟浩的一部分。

1998年，郭孟浩帶著這身裝扮回到香港，他之所以回到香港，是因為當時他年屆80的母親摔斷了盆骨，但除了貼身照顧母親之外，另一個原因是他覺得自己對香港的藝術界有責任。他說：「我的青蛙藝術是一座跨文化的橋樑。青蛙的眼睛分別凝視著東方和西方，我想把青蛙的藝術傳給亞洲的新一代。」

第二次與郭孟浩見面的地點是在「青蛙的窩」，這裡是他的住家，也是他的工作室，位置藏身在元朗郊外的叢林裡。我照著指示搭乘計程車至指定的地址（低層公寓社區後面的空曠道路），然後打電話給他。幾分鐘後，他緩慢走進我的視野，揮手指引我走上一條崎嶇的水泥小路，路上行經許多高聳的香蕉樹，最後抵達兩間小平房，其中一間是他的工作室，另一間便是他的住家。

他養了兩隻狗，分別叫做Yat和Yee，念起來就是廣東話的「一」和「二」。我們一進門，牠們就衝出來迎接，途中還拂過郭孟浩擺在中庭的半成品畫布，對於他放在外頭日曬雨淋的作品，他一點也不在意，畢竟他從未覺得自己的藝術很珍貴，他經常撕毀自己的作品作為表演的一部分，而且他認為自己的創作靈感很豐富，隨時都能產出更多的作品。

然而，郭孟浩在記錄自己的展覽和表演時則顯得格外謹慎。他的工作室看起來雜亂無章，有成堆的紙張、一罐又一罐的油漆和鉛筆、成排的太陽眼鏡，以及高掛在各種鉤子上的多款青蛙王子服裝。轉角處的加熱板閃爍不定，好像是忘記關起來一樣。但他的書桌乾淨整齊，架子井然有序，而且他明確地知道所有東西的擺放位置，「就在架子最上層的紅色書本裡。」他說。

這些書冊記錄了他所有的成就，包括他從返回香港以來受到的熱烈歡迎，當中最明顯的轉變，或許是他於2011年被香港藝術發展局選中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而在去年，他也受託為香港藝術館的重新開幕，創作一件新的大型裝置藝術。

他的許多裝置藝術都是在這個荒郊野外的工作室完成的，他說：「各種不同的生物都會跑出來，像是老鼠、昆蟲、蛇、蚊子等等，你必須習慣和牠們一起工作。」他經常被風聲和滴落屋頂的雨聲給吵醒，這並不代表他有固定的睡覺時間，他表示：「我沒辦法明確劃分白天與晚上，只要我覺得累了，我就會去睡個一、二個小時，然後再起來繼續做事。有時候我可能只瞇個五分鐘就起來了，你只能說藝術創作不是一件有規律的工作。」

當他為了Tatler的拍攝工作，開始穿上他的青蛙裝時，我好奇這身裝扮對他來說會不會其實是負擔，說不定他是勉強自己裝得很開心、很有活力的樣子。一開始他說：「其實不會。因為我是在玩，我在和大家玩。玩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並從玩的過程中學習及探索。雖然我已經72歲了，但我的思維沒有因此變老，我還是保有一顆赤子之心。我每天都在玩。」但隨著年紀增長，他的狀況已經大不如前；服裝本身就很厚重又不透氣，穿上去沒幾分鐘，他已經開始流汗。他的青蛙太陽眼鏡上頭滿是彩繪，因此他只能拖著腳步緩慢前行，他張開雙臂說：「有時候玩得太過頭了，就會感到很疲憊。」

我們走進戶外庭院，他指著另一間房子，輕聲地對我說：「噓。青蛙女王在睡覺。」他的妻子趙顯才是一位韓國藝術家，一年有一部份的時間會待在這裡，除了創作她的藝術，也擔任郭孟浩的經理；另一部分的時間會回到韓國的工作室。他先前曾跟我說過，他的朋友都認為他的這段關係會跟前兩段關係一樣短命。他說：「我們的朋友都非常擔心，他們說『你們兩位都是很有才華、很有個性的藝術家，在一起會非常危險。』如今我們已經一起走過20個年頭，有時候會覺得對方像個颱風，都想殺死彼此。但有時候有人作伴，便覺得很幸福。」

「幸福」大概是他最常用的詞，其他常用的詞還有「慶祝」、「有趣」、「好玩」。郭孟浩說他的使命就是透過他的藝術，將幸福帶給大家。儘管他沒有舉辦展覽或做任何演出，他有時也會穿上全套的青蛙王子服飾出現在大家面前，他說：「我會穿著青蛙裝去買東西，然後不論是在市場、街道、茶室、茶餐廳或餐館的人，都會覺得很新鮮。我喜歡逗別人開心。」

但是他自己開心嗎？他停頓下來思考，接著他以幾乎是耳語的音量，緩緩低聲地說：「你想想看哲學家、詩人、創作者或精神領袖，我相信他們所遭受的苦難至少是普通人的十倍。他們深入生活進行探索。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事實證明他們很開心。幸福通常源自於掙扎，我相信好的藝術必須經過苦難，我的個人經歷就是這樣。我五歲那年，爸爸去世了，所以我的成長過程中沒有爸爸。我覺得很掙扎。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老是在想要玩些什麼？我沒有爸爸能帶我去放風箏。因此，我變得更獨立。凡事都得靠自己，並在生活中找樂子。」他靜了下來，喝了一口水，他說：「好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差不多該結束了。

後來我離開他綠意盎然的隱居地，回到了城市，但我的心中卻浮現出一個無法抹滅的景象：一位72歲的老人，經常隻身待在森林裡，日以繼夜的工作，一心一意只為從悲傷中創造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