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廊經紀人David Zwirner在香港的H Queen’s大樓設立首間位於亞洲的藝廊,並與藝術家好友Wolfgang Tillmans合作舉辦一場野心勃勃的展覽,如果你到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千萬不要錯過。

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藝廊經紀人David Zwirner與世界知名攝影師Wolfgang Tillmans,互為好友的兩人都出生在1960年代的西德,但他們直到1993年才與對方相識,當時兩人都是20出頭的年輕人,正抬起腳步準備踏入藝術圈。初次見面後,時隔20多年,直至2014年他們才真正有機會與彼此合作。「這可不是我的錯。Wolfgang也和其他藝廊合作,不過這些年來,他一直都歡迎我與他合作。」Zwirner笑著解釋。

Zwirner初次見到Tillmans的攝影作品時便感到驚為天人,甚至買下作為私人收藏。Zwirner解釋:「我在1995年前往紐約的Andrea Rosen藝術經銷商,當時Wolfgang是由他們所代理。我買下名為『Smokin’ Jo』的美妙肖像照,那時我才剛在紐約開設藝廊,身上沒什麼錢,那是我最早購入的藝術品,創作者就是Wolfgang Tillmans。」

機緣巧合下,Tillmans加入Zwirner的代理陣容,與草間彌生以及Jeff Koons一同成為Zwirner旗下40多位頂尖藝術家之一。Zwirner說:「Wolfgang是該世代中最具特色的藝術家,也是我最想合作的一位。」儘管Zwirner旗下有許多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相信Tillmans仍能鶴立雞群,「我這話很是公道,因為此時此刻,沒有任何一位藝術家能像Wolfgang一樣,能吸引到形形色色的觀眾。」Zwirner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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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David Zwirner與Wolfgang Tillmans於香港新設立的藝廊。攝影/Nic and Bex Gaunt/Hong Kong Tatler

對Tillmans而言,Zwirner的魅力並不在於他獲評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藝術經銷商,以及他足以在紐約、倫敦以及香港甫開幕的私人藝廊中舉辦博物館等級展覽的能力;真正吸引他的是Zwirner有心幫助他實現更大、更困難的計畫。Tillmans回想:「我們合作之初,我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設置錄像裝置,我以4K畫素投影約500張靜態影像,但要讓所有投影機同步播放並不簡單,幸好他勇於接受挑戰,並順利完成展覽。」

之後,兩人合作無間。2015年,Zwirner在他的紐約藝廊中展覽Tillmans拍攝的照片,數量超過百張;而Wolfgang也定期捐贈他的作品給Zwirner舉辦慈善展覽。到了2018年,兩人正在著手準備一項最具雄心壯志的計畫。

Zwirner在香港H Queen’s新設立的藝廊是他進軍亞洲的第一站,開幕展將展出比利時藝術家Michaël Borremans的畫作,接著他早已排定由Tillmans於三月份接續展出,正是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展出時間,這可是香港藝廊夢寐以求的時程。Zwirner說:「我喜歡Wolfgang作品中呈現的包容性,也喜愛他所接觸過的各種人物,因此我覺得由他來接手第二場展覽再適合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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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David Zwirner與Wolfgang Tillmans於香港新設立的藝廊。攝影/Nic and Bex Gaunt/Hong Kong Tatler

許多藝術評論家都以「包容性」一詞來形容Tillmans的作品,也許是因為他拍攝的主題包羅萬象。1990年代初期,Tillmans在歐洲各地的俱樂部中隨意拍攝狂歡的青年肖像並因此成名,不過隨後他將鏡頭放在風景、靜物、城市景觀、月亮等其他主題。2000年代初期,他開始創作抽象圖,乍看宛如一罐油墨傾倒在相片紙上。

不論他拍攝的對象是凱特摩絲,還是一顆包裝完美的日本桃子,他都以同樣的方式處理拍攝主題。他解釋:「我在開始拍攝前都會自問:『這有可能嗎?這能拍嗎?每天都有上百萬張的照片,而我的照片能夠歷久不衰的機率其實不高。』無論面對什麼樣的情況,我都以這樣的心態面對。」

Tillmans呈現作品的方式獨樹一幟。在藝廊和博物館展出時,他不喜歡以裱框的方式展出他的相片,相反地,他以膠帶或鐵夾將相片固定在牆上,彷彿就像是我們在家裡隨意吊掛的拍立得相片。Tillmans以攝影為業以來,經常定期提供作品給《i-D》、《Spex》等雜誌,這種與媒體密切的互動起初引起其他藝廊經紀人的恐慌,他們不確定收藏家或博物館是否還會對刊登在獨立雜誌上的照片感興趣。不過Tillmans證明他們的疑慮是多餘的,他的作品成功進入世界各大頂尖博物館,並成為史上唯一一位在泰特不列顛博物館(Tate Britain)及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中舉辦個展的藝術家;此外,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也以數十萬美元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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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David Zwirner與Wolfgang Tillmans在香港街頭。攝影/Nic and Bex Gaunt/Hong Kong Tatler

Zwirner之所以想請Tillmans在香港展出作品,除了他的照片能引起所有人的回響,無論對象是青少年或富有的藝術收藏家,其實還另有原因。Zwirner說:「Wolfgang是一位政治化的藝術家,他關注所有大小議題。我們想呈現的是會讓人們津津樂道的藝術,我無法想像他的展覽激不起眾人討論。」

Tillmans不僅是位「政治化的藝術家」,還是一位「激進份子」。他的作品自2016年年中開始傳達政治意識,當時他發表一系列的海報,期盼英國人能經由公投留在歐盟。儘管生為德國人,卻時常往返柏林與倫敦,當時他覺得英國脫歐的意圖將大大影響他的未來。

他說:「我自始自終都認為我的作品含有政治意識,因為它所關切的是整個社會,包括音樂、流行文化、夜生活,以及我們面對性向的方式。這些事終究都與政治有關。不過就在二年前,我猛然發現一件與我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議題,那就是我能夠自由自在地在二個歐洲國家間生活的這件事正面臨直接的威脅。而且,我發覺英國幾乎沒人對歐盟抱持正面態度。我認為這項『EU』計畫案很酷,但在其他人眼裡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心想『如果沒人出聲,後果恐怕不堪設想』。我只發動一場小規模的活動,顯然是不夠力,但我並沒有因為結果而遭到打擊,我們只是需要有更多人願意站出來保護自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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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Wolfgang Tillmans攝影作品Sunken Forest (post solar eclipse) (2017)。圖片提供/David Zwirner, New York/Hong Kong, Galerie Buchholz, Berlin/Cologne, and Maureen Paley, London)

除了他對泛歐身分的信念之外,Tillmans認為他的性向才是促使他成為激進份子的原因,他說:「我是同性戀,因此我看得更遠、更廣。七十年前,活在納粹德國的同性戀都被送進集中營,而直至今日,許多國家仍然將同性戀視為罪犯。就公民自由而言,戰後的歐美世界相較於過往的歷史,無疑已經賦予更多人表達自己的權利。」

過去幾年,Wolfgang廣泛研究政治學,並預計發表一本專書,書名為《What Is Different?》,書中探究西方世界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為了這本書,他跑遍全世界,訪問了七位傑出的思想家,包括政治家Wolfgang Schäuble、澳洲籍心理學家Stephan Lewandowsky、以及英國《金融時報》的編輯Lionel Barber。書中除了刊載Tillmans與他們的長篇訪談之外,還加上Tillmans的攝影作品拼貼,「這是一本讀物,而不是一本攝影集,我真的覺得很驕傲。」Tillmans難為情地說。

雖然Tillmans目前將焦點放在政治上,但他從未脫離他早期在歐洲各地酒吧所記錄的酸浩室(acid house)與鐵克諾(techno)音樂場景。他說:「我還是會參加社交活動,我還是喜歡音樂,我還是會上夜店。夜店在文化上通常不被認真對待,但我認為這是社會極為重要的指標。夜店能讓人產生很多想法:你以不同的方式感受你的身體,你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與他人交往並打破藩籬。而跳舞本身是一件迷人的事,因為科學家直到今天還搞不懂人類為什麼要跳舞,這是一件無意義的事。同樣地,純粹的藝術沒有意義,它不像食物或房屋具有目的,而我就喜歡這一點。」

Tillmans投入音樂創作後,他對夜生活的喜愛在過去幾年已經有了轉變。Tillmans年輕時便陸陸續續創作並錄製歌曲,但直到2016年才發表一張迷你專輯、一張長度約半小時的視覺專輯,以及一首名為〈Device Control〉的單曲,該單曲經葛萊美獎得主Frank Ocean收錄在他於2016年發表的《Endless》視覺專輯後,獲得國際關注。 

Tillmans對音樂的涉獵也連帶影響了他的藝術創作。他除了拍攝音樂家與夜店客人之外,他也將音樂帶進藝廊與博物館。他曾在泰特現代藝術館的地下室South Tank廣場演唱過多首個人創作,此外他也曾在多場演出中引進「回放室」(playback room),讓遊客可以在包廂內體驗最完美的音質。

「不過此次的香港展覽,我只想要展出照片。我想和照片交流,因為我從未在這裡展示過我的作品。」他說。 

如同他多數的展覽,Tillmans將展出五花八門的攝影主題,他透露:「這次會有一些新的靜物、二大海洋景觀,以及一幅巨大的撒哈拉沙漠照片,我已經迫不急待了。」此外,還有部分肖像作品,包括去年在美國伊利諾州日全食期間,以及最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夏拍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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