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經紀Larry Gagosian與藝術家曾梵志的對話

Arts & Culture

March 17, 2017 | BY William Zhao

重量級藝術經紀人Larry Gagosian在拓展旗下藝廊全球版圖之際,與中國知名當代藝術家曾梵志一同接受藝術收藏家暨策展人趙令勇的訪問,左談兩人合作,右論亞洲藝術生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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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Chris Sorensen)

曾梵志和Larry Gagosian是當今藝壇最名聞遐邇的大人物。現年52歲的曾梵志,曾獲《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譽為「中國炙手可熱的藝術家」,並創下亞洲當代藝術品最高拍賣價的紀錄,其《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於2013年十月在香港蘇富比(Sotheby’s Hong Kong)拍賣會上,以2,330萬美元的高價拍出。而說話直來直往、不拖泥帶水的Gagosian,是藝界公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藝術經紀人,在美國、歐洲、英國和亞洲擁有16間商業藝廊。

Gagosian所代理的當代藝術名家包括Jeff Koons、村上隆和Anselm Kiefer,而曾梵志則是Gagosian手上唯一仍在世的中國藝術家。Gagosian亦曾促成Francis Bacon、Claude Monet、Jackson Pollock、Cy Twombly和Andy Warhol等傳奇藝術家的展覽。當Gagosian首間亞洲藝廊在2011年於香港開幕時,曾梵志個展便是開幕特展其中之一。此後,兩人便開始了密切的合作。曾梵志這位以多產著名的藝術家是再創造的大師;而Gagosian一旦看準經紀機會,向來不輕言放棄。

曾梵志是來自武漢的印刷工之子,16歲便放棄學業,轉而跟著父母工作,而繪畫成為他逃避枯燥生活的出口。幾年後他申請進入美術學校就讀,然而他落榜了五次,最後終於在1987年如願踏進湖北美術學院,並在就學期間深受德國表現主義薰陶。其後他在廣告公司待了一段時間,接著於1993年移居北京,自此全心投入藝術創作。在他30年的創作生涯裡展現多元風格,從具象寫實主義到抽象風景不一而足。曾梵志最著名的作品是《面具》系列,傳達他搬到北京後感受到的疏離感,以及在這個日漸富裕的社會所看到的快速變遷。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llen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最近為他的作品舉辦了大型回顧展。 

在曾梵志還是學生的時候,地球另一頭的Gagosian剛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畢業,正在當地一處停車場做管理員。Gagosian注意到附近有一位賣海報的小販,他本著與生俱來的生意頭腦,發現只要為海報加個畫框就可以提高售價。於是他開了自己的海報店,並開始在店內展覽攝影師的作品,建立起收藏家與有力人士的人脈網絡。不消多久,Gagosian便一腳踏入藝術領域,而他的藝術經紀王國自此開始成長茁壯。

Gagosian持續看重亞洲市場,他今年將擴大位於香港中環畢打行大廈的藝廊規模,租下另一層樓。他也計畫代理其他亞洲當代藝術家。

Gagosian Gallery將參與3月23至25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Art Basel)。Gagosian的展出設在「藝廊薈萃」(Galleries)展區,該區將呈現來自全球187間頂尖現代與當代藝術畫廊的作品,展品豐富,包括繪畫、雕塑、習作、裝置藝術、攝影、電影、影音與數位藝術等,全都出自20與21世紀名家之手。欲知更多資訊,請上artbasel.com官網查詢。(翻譯/WeiYa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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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令勇(下稱趙):Larry,為什麼你選擇曾梵志作為香港藝廊代理的第一位中國當代藝術家?Larry Gagosian(下稱LG):

因為我的朋友、博物館,還有我所尊敬的收藏家,都在收藏梵志的作品。加上既然我們在香港開了第一間畫廊,當然必須代理一位偉大的中國藝術家。我當時主要從目錄和網路上欣賞梵志的作品,他的才能令我印象深刻。他是很有才氣的畫家,而且我發現他的創作很容易親近。還有其他藝術家作品更融入亞洲文化,假以時日我或許會更懂得欣賞,不過從我的背景來看,他所使用的技法和創作風格都令人驚艷。此外,梵志無庸置疑已經打開很好的市場,拍賣價格強勁。我的好友也是資深收藏家暨跨國零售巨擘開雲集團(Kering)主要股東François Pinault,多年來都是梵志的忠實支持者。我相信他的判斷,也認為梵志就是最適合我們藝廊的藝術家。


 趙:梵志,你為什麼選擇與Gagosian Gallery合作?曾梵志(下稱曾):

Gagosian是頂尖的藝廊品牌,對我而言,他們的空間很適合展示大型作品。我親手規畫自己的每一場展覽,並且總是按比例模擬佈展樣貌,看看展間牆壁的大小與我的作品能呈現什麼樣的互動關係。許多元素都是我精心挑選,並特別為展覽量身打造。Gagosian總能滿足我的極高標準與要求,他們提供我一個可以盡情實驗的平台,讓身為藝術家的我得以持續成長和發展。每一次辦展,我都會仔細觀察不同教育程度、背景和心情的觀眾,注意他們的反應。我想,這種相互交流就展覽而言有其必要,我不能只是閉門造車而不管其他的事情。藝術家往往有很強烈的自我主張和個人想法,但是開展覽的時候還是希望能和每一位觀眾創造出有意思的交流。  


 趙:你會怎麼形容你和Larry Gagosian的關係?

曾:我們彼此都很尊重對方。在與Larry合作的過程中,我見到許多和我大相逕庭、很有意思的人。身為藝廊老闆,他保有很好的合作態度;他很誠懇,我們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長期夥伴關係。基本上他給我充分的自由,整個團隊也非常專業。我每一次設計和策畫展出時,他都全然信任並且全力支持。


 趙:Gagosian與同樣帶代理你作品的其他藝廊有什麼相似之處?

曾:和像Gagosian這樣的頂級藝廊合作,最大的優勢是他們策畫展覽的功力一流。我從這些展覽裡面學習、吸收了許多經驗,並從來訪的貴賓和其他藝術家身上吸收不同觀點。即使是在同一場展覽裡,也可以得到不同的觀點、探索不一樣的呈現方式,舉例說藝術家可以如何被介紹給觀眾,以及藝術作品的設置。大型機構在正式推出展覽以前,願意花時間與心思作研究。譬如,某次我觀賞了一場由大型機構推出的Monet作品展,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各件藝術品透過展示安排,凸顯藝術家在每一件創作中不同顏色的相互關聯。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強而有力,也希望自己跟合作藝廊也能建立這樣的關係,從展品陳設上開始思考、以及從何處著眼述說我的故事,並共同探索我想述說的故事內容。


 趙:Larry,你開始和曾梵志合作的時候,他已經在中國擁有眾多支持者,無疑有益於你拓展在亞洲的事業版圖。另一方面,Gagosian藝廊也將梵志的作品介紹給許多國際藏家。這樣看起來,你們的合作對於雙方都是利多。

LG:的確,我們邀請曾梵志一同合作,就某種程度上而言是向中國藝術收藏圈釋出善意,就像某種政治宣言。不過如果我不喜歡梵志的作品,或者他的作品未能令我驚豔,那麼我也不可能選擇他。我想我們的合作對於梵志而言也是好的,因為能有像我們這樣最高等級的國際藝廊代理他的作品,將提高亞洲藏家對他的信心,繼續收藏。


 趙:你認為西方觀賞者容易理解梵志的作品嗎?

LG:我認為這是梵志的優勢之一。即使西方觀眾不明白他的創作如何反映文化,光是欣賞作品本身的美和純熟的技法,便足以令人著迷和讚歎。


 趙:十年前的香港還不像現在一樣是個藝術之都,但是你卻毅然決然在這裡開藝廊。你怎麼知道亞洲會成長為這麼大的市場?

LG:關鍵是亞洲近年來正以驚人的速度累積財富──新的億萬富翁崛起、博物館一間間開幕。許多因素綜合起來,成就了現在的亞洲市場。而回顧任何市場興起的軌跡,都是基於相似的原因。亞洲有堅實的藏家基礎,藏家之間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他們拜訪某個人的家,看到了一幅Picasso,於是也想要一幅Picasso,這很正常。因此我認為,接觸藝術的機會增加再加上足夠的經濟能力,是香港在藝術市場崛起的主因。


 趙:中國的藝術市場剛起步,藏家也還需要教育。身為國際頂尖藝廊,你認為自己應該扮演教育者的角色,確保中國能建立健康而永續的市場嗎?

LG:我倒覺得不一定。我認為舉辦展覽就是教育的一種形式。我們不刻意舉行研討會或論壇,或許未來可以考慮,不過我的角色不會是教育者。我們辦展,我們賣畫,收藏家因為我們在全球的高知名度而對我們抱持信心。Gagosian可不是什麼才剛成立半年的小畫廊,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放心收藏由我們代理的藝術家作品。我想他們應該是覺得無論自己買了什麼,都有較大的機會在藝術史裡記上一筆。 


 趙:Gagosian藝廊如今在全球已有16個據點。為什麼你選擇香港而非北京或上海,作為你在亞洲的起點?

LG:我認為Gagosian在香港成功的機會最大。相較而言,我對香港的法律制度與稅制較具信心。我的意思不是指藝廊在中國本土難成氣候,而是香港較不會出岔子。香港經濟結構較能預期,而且從創造財富與生活品味這方面來看,香港似乎走在中國內地的前面。


 趙:梵志,有鑑於Gagosian已在全球拓展版圖,而你也曾說新空間能激發新想法,那麼你是否想過在自己未曾涉足的地方舉辦展覽呢?

曾:由於我才剛完成一場大規模的展覽,在下一次展出之前,我需要一些時間規畫與醞釀。籌備一場展覽需要大量創意的激盪,因此我想先花時間研究,琢磨新想法。展覽有許多面向,一個概念或想法欲成功,唯有當作品夠成熟,藝術家也準備好將作品呈現給大眾並互相溝通時,才有機會。


 趙: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最近為你辦了一場回顧展。你認為自己現階段已經達到原先投身藝術工作時設定的目標了嗎?

曾:還沒有。身為藝術家,我不能只依靠展覽或藝廊來達成目標。為了讓更多人認可我的作品,我需要一步一腳印,需要時間。那場回顧展是關於一段已經走了30年的旅程。


 趙:從中國當代藝術開始著手收藏的中國藏家,現在也轉而收藏更多歐洲與美國藝術。你怎麼看這樣的轉變?

LG:就我的經驗來看,收藏家剛起步的時候往往都從本土藝術家著手,再慢慢開始著眼於與自身文化背景不同的藝術家。歐洲與美國藝術發展歷史悠久,一直到現在都有人持續重金投資藝術,而那樣的歷史給了亞洲藏家信心。大眾普遍對名人有信心,譬如Andy Warhol就像個品牌,和Monet、Picasso一樣。 


 趙:你是否擔心中國的藝術市場像1980年代的日本一樣,終究會泡沫化?當時的日本創下西方藝術品拍賣的天價紀錄。

LG:我認為亞洲市場表現十分健全,我不杞人憂天,因為一旦變得過分戰戰兢兢就容易錯估市場動力。目前亞洲市場十分強勁,我不認為它正處在投機的泡泡裡。我們接觸的收藏家愈來愈多,北京和香港內外也正在興建很棒的博物館,這些都證明亞洲市場的潛力。


 趙:目前是否有年輕或新興藝術家吸引你的注意?

LG:我想現在對於年輕藝術家來說恐怕不是最好的時機。藝術市場是一個循環,而我們目前正處於重整的階段。新興藝術家在六、七年前是炙手可熱的議題,而現在市場正在評估哪些藝術品真正具備價值、哪些可能撐不久。我從入行以來就看著這樣的循環持續運作,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迎來新興藝廊和藝術家蓬勃發展的時期,發展到某個時間點後,大家發現藝術家太多了,開始質疑:「嘿,且慢!怎麼可能月月都出天才?」他們不想要隨著每個月的藝界口味起舞,而是想知道:「我要看看究竟誰才能撐到下一個階段」。我想,上述就是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情況。 


 趙:你手上已經有16間藝廊,目前還有在亞洲開設新藝廊的計畫嗎?

LG:我喜歡上海,也喜歡東京。我們懷抱雄心壯志,但也須小心謹慎,在擴張版圖之前作好研究。我記得在巴西舉辦第一屆里約熱內盧國際藝術博覽會(ArtRio)後,有好多藝廊一窩蜂搶進,計畫在巴西開分館,因為他們在藝博會上有很好的銷售成績,然而隨後卻遭遇巴西經濟重創。假如中國或者香港股市崩盤,一切都會遭逢巨變,不只藝術市場,還有Cartier精品腕錶等等。我一向緊盯世界經濟局勢發展;我不是什麼財經專家,但總是小心關注,並且試著做出聰明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