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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Culture 有讀寫障礙、不擅繪圖的建築師,如何打造出顛覆建築界的巴黎龐畢度中心?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Richard Rogers親身揭密幕後興建秘辛

有讀寫障礙、不擅繪圖的建築師,如何打造出顛覆建築界的巴黎龐畢度中心?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Richard Rogers親身揭密幕後興建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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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畢度中心的正立面。
By Richard Rogers, Richard Brown
August 04, 2020
驚世駭俗的「龐畢度中心」興建秘辛,建築師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近五十年後解密。

政治的打擊來得飛快,就在宣布我們贏得波堡競圖的那個早上。前一晚,我們才在閃閃發光的遊艇派對上,以贏家身分和大夥兒舉杯慶賀。隔天,我們走進大宮(Grand Palais),我們的設計和其他六百八十位競圖者一起在那裡展出。新聞發布會的氣氛充滿敵意,令人不敢置信。噓聲和紙球朝我們襲來,因為我們遭到指控,竟敢用一個和周遭環境不成比例的建築物來摧毀巴黎這座城市。不管是法國或英國新聞界,沒有一則正面好評,甚至連我親近的好友都加入攻擊行列,例如 AA 的前教師艾蘭‧柯洪(Alan Colquhoun)。

打從一開始,我就滿擔心這次競圖的道德問題。1971 年初,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Ove Arup)的泰德‧哈波德(Ted Happold)為了這個案子來找我們,當時我的反應相當消極。要在法國中央集權的首都市中心,興建一座大型文化中心,這項提議似乎違反了1968 年動盪後所妥協出來的新世界精神。法國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侯(André Malraux)把去中央化的藝術政策奉為他的使命,主張在外省城鎮廣設文化中心,因此這項提案看起來,似乎是一種倒退的做法,是為了迎合保守派總統所提出的浮誇計畫。此外,建築競圖在當時是罕見又冒險的工作方式:贏家往往是由一個資格不符的評審團挑選,根據的原則是妥協而非價值,甚至最後能不能興建都無法保證。想要打入正式的設計競圖,對我們這種資金短缺的事務所而言,似乎代價高昂又分散精力。

1971年的立面圖,以新聞反饋、投射影像、政治標語和個人訊息表現出時代精神和我們的「即時資訊中心……和雙向參與」的概念。
1971年的立面圖,以新聞反饋、投射影像、政治標語和個人訊息表現出時代精神和我們的「即時資訊中心……和雙向參與」的概念。

我們的設計弄到最後一分鐘才完成,接著派馬可‧哥須米德 (Marco Goldschmied)去萊斯特廣場(Leicester)的深夜郵局,趕在午夜之前把圖稿按照規定蓋上郵戳寄送出去。那間郵局也是酒鬼和毒鬼不時前來的聚集中心,是個讓人討厭的地方,地板上常有嘔吐物。馬可拿著裝了圖稿的捲筒到櫃檯,郵局人員告訴他捲筒太長不能郵寄。馬可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人,但他的舌燦蓮花像是碰到聾子,一點辦法也沒有:規定就是規定。於是,他借了一把很鈍的剪刀,蹲在地板上把圖稿切到符合尺寸,然後拿回櫃檯寄出(事後,菲力普‧強生告訴我,我們的圖稿看起來像被狗啃過)。

三天後,放圖稿的捲筒回到我桌上,上面標註「郵資不足」。我簡直氣瘋了,它們怎麼可以在櫃檯秤了重又收了件之後說出這種話?我跑去郵局投訴。我堅持他們得用6月15日的郵戳把圖稿重新寄出。但我再次遇到一堵磚牆。郵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它們無法回溯。爭執到最後,我做出一個非常英國式的妥協。競圖規則很清楚,提案必須以郵戳為憑,但上面並沒說郵戳必須清晰可辨。於是,經過一番仔細不清楚的塗蓋之後,圖稿再次寄出,但在郵遞過程中跟其他所有的英國參賽提案一起寄丟了。這時,我覺得簡直是眾神聯手一起要惡搞我們(那時我剛聽說,我們是六百八十一個提案裡的其中一個),而且在暗示我們,還是早早放棄,不必浪費錢重新把圖稿印出,沒想到最後,它們竟然出現在巴黎英國大使館郵件室的一扇門後方。我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它們究竟是怎麼跑到那裡去的。

匆忙拼湊出來的勝利者團隊:倫佐·皮亞諾、蘇·羅傑斯、我(理察‧羅傑斯)、泰德·哈波德和彼得·賴斯。
匆忙拼湊出來的勝利者團隊:倫佐·皮亞諾、蘇·羅傑斯、我(理察‧羅傑斯)、泰德·哈波德和彼得·賴斯。

倫佐和我在競圖一開始就去造訪巴黎,發展構想,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瑪黑區和雷阿勒區走街。該區的公共空間竟然如此稀少,讓我們大受震驚。波堡需要的並不是一座崇高的藝術宮殿,而是一處市民廣場,可以讓公共生活在此上演,讓人們在此碰面,為城市增添活力,讓朋友愛人在此約會,讓自發性的演出和展覽在此登場,讓父母帶小孩來此戲耍,讓每個人都能坐在這裡觀看城市生活這齣大戲如何搬演。

所以我們的設計是由外往內,加上公共空間。在早期的速寫裡,我們將建築物放在基地正中央,用公共空間環繞四周。但這樣做會打破巴黎最長一條道路的街道線,留下的空間永遠成不了一座偉大的廣場,還會讓建築物變成關注的焦點,變成一座「文化宮殿」──帶有傳統的機制性,甚至自負感。我們想要創造一棟現代建築,但可以融入這座城市的複雜紋理,我們不想把紋理抹除,不想像柯比意的瓦贊計畫那樣,推崇烏托邦的願景卻蔑視傳統的街道模式。我們還希望文化除了收藏在建築物內部,也可以在街頭上呈現。

於是,我們把建築物改換到基地的一側,如此一來,另一個立面就可延續荷娜路(rue du Renard)的街道線,基地的另一半則可設計成公共廣場,廣場將延伸到建築物下方,還會爬上建築物外部,用電扶梯和走廊形成我們的「空中街道」,與即時的訊息展演相互交融,傳輸來自世界各地的反戰和革命訊息。建築物本身將以柱樁架高(柯比意風格的「piloti」),讓它輕盈自由地抬離地面。它將盤旋在下沉式廣場的上方,四周由商店和咖啡館環繞,與城市的公共生活相連結,也與一個處於資訊科技轉型邊緣的世界相連結。

1971-1977, Paris, France --- Pompidou Centre --- Image by © Yann Arthus-Bertrand/CORBIS
荷娜街立面上以不同顏色塗裝的服務性設施。經過幾番爭辯後,我們選擇用藍色代表空調,綠色代表水,紅色代表移動系統,黃色代表電力。直到今天,這些色彩依舊讓這棟建築在瑪黑區顯得突出醒目。

由文化部起草的計畫書寫得很好,也非常具體,連要多少書架、多少座椅、藝廊要有多少空間、多少會議室,全都列得清清楚楚。所幸還有一小句話,讓我們相信可以超過這些硬梆梆的規定。該棟建築不會擴建,但「中心的內部靈活度應該盡可能放到最大。在中心這樣一個活生生的複雜有機體裡,特別需要把各項需求的演化考慮進去」。這句話就是我們的通行證,讓我們確信,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僅是關於樓地板面積和分配的詳細指示,那些都是從現有的建築物、美術館人員和圖書館人員那裡推算出來的。我們知道,圖書館這個概念本身,將在幾年內發生轉型;我們無法預測未來,但我們或許可以打造一個空間,讓未來在其中開展。

龐畢度中心傳達的信念是:有限制的封閉性建築物對使用者和路過者都會構成束縛。一棟建築物加諸在使用者身上的束縛越少,效能就會越好,壽命也會越長。我們的提案是設計一套開放系統、一組零件和一個框架,將使用者的需求、意識形態與形式統整起來。建築物是公共生活的劇場;龐畢度中心容許人們自由在內外表演,並將舞台延伸到整個建築立面,使民眾的行為也成為建築表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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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畢度的正立面,設計的宗旨是友善的機器人而非古典神廟,它的空間和結構都是可調整的,不是死硬的。

評審團在正式報告裡稱讚我們提議的公共空間(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竟然是唯一一個有打造廣場的提案),以及它在機構和街道文化之間所創造的互動。評審團還評論了方便的動線,與街區的連結,以及內部空間的靈活性。「得獎的案子,」他們寫道:「在構思上非常簡潔,有漂亮的線性純度……但所有一切都是為了汲取、刺激和維持這裡的活力。」

強生後來告訴我們,我們勝出的原因之一,是每個部門(圖書館、美術館、工業設計中心)的負責人都可以在平面圖上明確看到他們想要的空間。我們甚至沒指出哪個部門要在哪個樓層,也沒為圖書館、藝廊或表演中心畫出明確的格局。建築是固定的(雖然早期我們確實做過可以讓樓層上下移動的規劃),但不是死硬的。建築物應該讓使用者解放,而非圈限他們。

在最後決定出現之前,競圖提案都是匿名的。一直要等到評審團以八票贊成一票反對選出編號四九三的提案之後,才揭曉了我們的名字。一開始出現一陣恐慌;因為沒人聽過 Piano + Rogers 事務所。等到評審團繼續揭曉我們的「合作單位是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後,據說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5.0.2
遊客可從手扶梯上飽覽遠方蒙馬特的景致,以及下方廣場上吸引民眾的街頭表演者。

我記得很清楚,在龐畢度中心即將開幕前的一個下雨天,我站在廣場上。一位衣著優雅的法國老女士站在我旁邊,邀請我站到她傘下一起避 雨。「先生,」她說:「你知道這棟建築是誰設計的嗎?」「女士,」我滿懷喜悅地回答,準備為我的設計接受讚譽:「是我。」那位女士一言不發,但用她的雨傘在我頭上狠敲了一下,逕行離去。

她沉默但強烈的反應,正是龐畢度中心吸引到的典型輿論。從我們贏得競圖那天開始,就飽受來自四面八方、各種角度的抨擊:左派批評我們和國家支持的文化集權主義勾結;右派指責我們褻瀆巴黎的天際線。有一天,在辦公室裡,有人拿了一份請願書給我看,其中一段約莫是:「我們這六十位知識分子,希望表達我們對這座恐怖的外星鋼鐵建築的反對立場……」我嘆了一口氣,正打算把它放到反對意見的那堆檔案裡時,我注意到大家哈哈大笑。原來那份請願書,是將近一百年前反對興建艾菲爾鐵塔的。

愛妲‧露意絲‧胡塔伯(Ada Louise Huxtable)和希爾頓‧克雷馬 (Hilton Kramer)都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評論家,在我執行龐畢度這個案子的七年裡,只有他倆寫過正面好評,不過不意外的是,克雷馬本來就是少數派:「它完全不像任何人先前看過的任何東西,因此,對那些無法在建築藝術裡承受任何嶄新想法的人,就顯得特別可怕。」至於其他記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決定了這個故事的模樣。有個《新聞週刊》(Newsweek)的記者用挑釁口氣質問我預算超支的事。等我秀出報告,證明這個案子準時完成也沒超支時,她就聳聳肩膀說:「反正新聞我已經登了。」

龐畢度中心的興建過程,是我無法想像的艱辛。倫佐和我精疲力盡,花了好幾個月才恢復過來。儘管在這過程中我們經歷了各種變更,也接受了多方妥協,但龐畢度中心還是保留了它的清晰概念:一棟融合公共空間的建築物;一個靈活的容器,供人類活動在此進行,有開放的內部空間支撐多樣交疊的用途;一個經濟的輕量結構,將創造它的科技清楚表現出來;一棟為這座偉大城市增添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建築。

儘管如此,1977 年 1 月,當季斯卡總統為龐畢度中心舉行正式開幕時,倫佐和我竟然得努力爭取才能受邀參加典禮;緊張氣息明顯可見。然而,抨擊的浪潮卻在一夜之間整個翻轉,因為記者們看到,民眾大排長龍等著去參觀他們口中那棟醜陋的闖入者或死掉的菁英文化廟堂。開幕後第一年,總計有七百萬人入內參觀(超過羅浮宮和艾菲爾鐵塔的總和),確立龐畢度中心身為現代招牌地標的地位,而且實現了它許下的承諾: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地方。

 

本篇圖文均由原點出版提供,全文摘自《建築的夢想:龐畢度中心建築師理察‧羅傑斯自傳》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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